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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诗歌应该回归母语的怀抱

作者:钟玲 莫兰  来源:中国妇女报  发布时间:2018-09-18

浦江诗人小镇

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
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文学批评家张清华

 

由中国诗歌学会、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联合编撰的《中国诗歌年度报告》2017年卷,在浙江浦江诗人小镇发布后引发持续关注。报告对年度内诗歌活动、诗歌现象、诗歌创作等多个方面作了微观记述与总结。这个由中国诗歌专业机构发布的中国诗歌年度足迹、综述和总论,已持续发布了两年。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,以及2017年卷的执笔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文学批评家张清华,为我们解读中国诗歌的现状和《中国诗歌年度报告》背后的故事。

■ 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 钟玲 莫兰

中国新诗要“站起来”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《中国诗歌年度报告》自2016年发布以来,已成为中国诗歌学会每年的规定动作,那么绘制这份“心电图”的目的是什么?有何意义?

黄怒波:首先有个历史原因,2017年是新诗百年,中国新诗作为一个引进的文化,从100年前的北大开始,出于对新时代的渴望,胡适他们提出来用新的题材、新的文学形式写新诗,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时代,可以说,中国新诗是与民族的盛衰、命运紧密相连的。到了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,中国新诗仍在国内学术界自说自话,还没有机会向全世界讲我们自己的诗歌故事。原因是我们总是本能地认为新诗是由西方诗歌模仿而来,这个心结还未打开。但实际上文化是互相传染的,诗歌从西方移植到中国,中国的文化也在改造它,现在已经和中国的古典诗歌结合得非常紧密了,例如新诗拥有中国古诗的一些特点,也讲究押韵和讲究节奏。那么,我们应该改掉“中国新诗是别人的孩子”这种心态。中国诗歌学会就是通过诗歌报告,勇于用自己的声音告诉世界:中国这一年诗歌的发展状态如何?它的特点是什么?

还有一个背景就是,我们翻译海外的诗歌很多,被翻译出去的诗歌太少,如今,全世界都对中国感兴趣,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……这是中国诗歌走出去的好时机,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向全世界传达自己的审美观点。

诗歌年度报告以“英、法、俄、日”等多语种对外发布,现在已经得到英国、美国一些学者的回应,而在诗歌报告上传到互联网之后,就变成了人类共同的文化资产,并且会永久留存下来,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2017年,中国诗歌与往年相比,其样貌有什么不同?

黄怒波:有很大区别,2016年诗歌的现象是网络诗歌的浪潮迭起,2017年比较显著的则是莫言及小说家的诗歌写作热、“90后”诗人引人瞩目等。但总体来看,中国新诗没有大的改变。进入21世纪后,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挑战性,诗歌写得越来越雷同,就像是工艺品,虽然精巧,但和生活、和大众的高尚的审美取向离得稍远。中国诗歌现在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,要么被世俗化所同化,要么就借这个问题让诗回到诗性上来,让诗美,让诗有诗意,让诗变得很干净和具有正能量。共同探讨让中国新诗回到原有的审美教育意义上来,这是诗歌报告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。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您如何理解“中国诗歌”与“世界诗歌”之间的关系?

黄怒波:甲午战争之后,整个中国都处在低迷的状态,人们都很痛恨民族的落后。这时中国引进了许多外来文化,这些文化改变了中国,中国也有了新的发展动力。在这种背景下,人们太需要一种不受束缚的表达感情和民族情绪的东西。于是就出现了郭沫若的《女神》《涅槃》这样带有“毁灭性”的诗歌。在当时,新诗主要承担的一个任务就是“破旧立新”。那么新从哪里来?中国新诗主要受法国诗歌的影响,像波德莱尔、里尔克等诗人的诗歌。所以说,新诗从一诞生,就是一个文化殖民化的产物。1942年之后,新诗开始民歌化,这是中国新诗在发展当中一次回到民族怀抱的尝试,但是很可惜,诗歌没有解决诗性这个问题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,朦胧诗一回归,人们又开始模仿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手法。现在,中国诗歌走向日常审美化,也和西方的文化、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,比如直到今天,西方的生活方式还在左右中国的生活方式。中国的诗歌并没有“站起来”,仍然还有殖民化的色彩,因此,中国的诗歌一定要回到母语的怀抱,重新出发。

女性诗歌写作是中国诗歌未来突破的希望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在中国诗歌的版图中,女性诗歌处于何种位置,其特质是什么?对于中国诗歌有何意义?

黄怒波:女性诗歌发展得很迅速,如今的女性都很成熟、智慧、知性,现在大概500万诗人里面有200万是女性诗人。中国女性不仅在诗性的觉醒上要超过男性,诗歌的读者群大部分也是女性,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作用也不次于男性,这也是中国女性独立的一个象征。而女性诗歌普遍审美倾向比男性好,相比男性诗人的世俗化,女诗人写的诗更加浪漫化、梦想化,这源于女性天生对美的追求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女性诗歌写作和阅读审美是中国诗歌重要的力量,也是中国诗歌未来突破的一个希望。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中国的当代女诗人,您比较欣赏的有哪几位?您怎么看近几年走红的女诗人余秀华?

黄怒波:我欣赏的有郑敏、灰娃、舒婷,她们的诗写得非常美。郑敏复出以后写的《荷花》,写得那么纯净、圣洁,说明女性在经历磨难以后对美还是坚信不疑的;灰娃80多岁了,仍然在写诗;舒婷的《致橡树》影响了一代人。还有一些女诗人也非常优秀,包括翟永明、顾春芳、王小妮、海男、娜夜、蓝蓝、童蔚、郑小琼、哲敏等。她们的诗比男性的诗确实更干净、更美,因为女性和男性对生活的看法不一样,女性有幻想,而男性更世俗。

我认为余秀华只是中国现代诗歌审美化一个典型的案例,仅此而已。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能谈谈您与诗歌的渊源?最近都读了什么诗?

黄怒波:我从小就喜欢阅读,早期时我读的都是普希金、泰戈尔、马雅可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诗,这对我影响很大,尤其泰戈尔的《园丁集》,可以说,我的诗歌阅读史,也是我的个人成长史。从13岁开始在《宁夏日报》发表诗歌,到后来写了《小兔子》《第九夜》等诗集,之后创办“中坤国际诗歌奖”,现在又在北大诗歌研究院研究诗歌,这么多年,我一直都没有停止对于诗歌的探索,诗歌就是我一生追求的事业。诗歌让我拥有了人生的重要文化资产和精神财富,同时,我的诗歌也体现了社会大变动时期,一个现代人对整个社会的感受。很庆幸,我是个商人同时又是个诗人,被裹挟在社会最大的激流中,能用诗歌记录和大自然交流的美,也用诗歌的形式记录自己的一生,从而通过我的生活轨迹反映一个伟大的时代,这就是诗歌的魅力。

我最近在读于坚的《回忆日喀则》,自己也写了一首《日喀则 你是被祝福的人间天堂》——今晨 圣洁的旗云在珠穆朗玛顶峰飘扬/山川在温暖 河流在歌唱/美丽的姑娘 换上新装/日喀则 你身披金子般的阳光/年轻人 来收割高原上丰收的青稞/老阿爸 来呼唤山坡上肥壮的牛羊/来吧 我们酿制新生活的蜜酒/日喀则 你是被祝福的人间天堂……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您认为未来写诗的人会越来越多吗?您如何看待中国诗歌的未来?

黄怒波:会越来越多的,现在诗歌已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板块。下个月我们要在西藏办首届西藏诗歌节,12月份还要办首届中国女性诗歌节,明年我们还将发布中国童诗年度报告和中国朗诵艺术年度报告。我对中国诗歌的未来充满信心,尽管有很多问题,但这是一个诗歌成长的故事。现在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宽松的文化环境,诗歌在中国的回归要超越世界,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状,人们从物质消费到文化、精神消费都在进步。而且,中国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,有非常多的资源,那么,诗歌如果能够回到母语的怀抱,可能在下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,文化上最有成就的就是中国诗歌。

事实上,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,中国新诗日渐引起世界各国的垂青,仅以中国诗歌学会创始会长艾青为例,美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艾青诗歌选本就有30余个版本。他们希望通过中国诗人的诗歌写作视角,了解变革中的中国和她的人民。近年来,尤为显著和突出的是,这个趋势从原来的星星点点发展到对单个中国诗人的关注和研究。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是全世界出版业中的巨头和风向标,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权威性,翻译和出版了我的两部拙著。我的13部诗集,相继以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、日语、朝鲜语、土耳其语等1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国与当地读者见面。

诗歌报告是尽量避免个人修辞的一个文本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作为执笔人,您觉得《中国诗歌年度报告》2017年卷的难度在哪里?

张清华:我和我的博士生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份报告,因为是一年中动态信息的汇集,所以从年初就开始关注,平时收集信息和查阅资料,每个月进行汇集,年底集中处理,做总体性的归纳和概括。我认为任何“总体性”的工作都很难,看似实录,但实际上充满了挂一漏万的危险,选择和删除哪些信息都可能出现个人认知和观点的偏差,可以说既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,同时也存在不客观的危险,需要保有自我反思及提醒。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可以谈谈《中国诗歌年度报告》2017年卷文本的叙述风格吗?

张清华:这是尽量避免个人修辞的一个文本,完全倾向于实录,试图从诗歌的重大事件、理论问题、文本现象、翻译出版信息、重要的诗歌活动等方面来客观呈现2017年诗歌创作和诗坛的总体面貌。主要包括五个部分:一是对2017年年度诗歌事件、重大的诗歌活动信息的汇总;二是对重要的诗歌创作现象、值得关注的诗歌动态的描述和归纳;三是对一些重要诗人、文本的评述和关注,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综述;四是诗歌出版、翻译的信息;最后是类似于编年史实录的诗歌大事记。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2017年的一些诗歌创作现象,一方面是学院派中出现了新生力量和“90后”诗人引人瞩目,另一方面又是“旧人”唱主角,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?可以看作这是一个诗歌更新迭代的特殊年度?

张清华:似乎不能。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不平衡、不对称的关系,并非经济发展得快,文化就一定发展得快,诗歌就一定繁荣。文化的生产极其缓慢,它的变化是不露痕迹的,经常用断代式的眼光、断裂式的思路去看待它是不客观的。“旧人”唱主角说明手艺纯熟、质量上乘的仍是成熟的诗人,包括“60后”“70后”这一批诗坛的中坚力量,甚至年龄更大的;但是“90后”的年轻一代也在显著成长,总体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元的格局。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报告提及跨界及介入日常生活的尝试,这对未来诗歌的走向有何影响?会不会让诗歌变得过于日常,从而损害了其文学性?

张清华:这种担心没有必要。新诗诞生之初就是描写一些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、日常生活、个人经验的小情景,也没有影响其发展。新诗从一开始就标明这样一种趋势:它必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。其实在古代又何尝不是,李白、杜甫的诗不都是个人经历和遭遇的产物吗?任何写作都是从日常中生发出来的,关键看有没有意义,有没有意思——也就是说,既要有价值,也要有趣味。

至于跨界,是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小说家跨界写诗古已有之,比如《红楼梦》的十二钗判词、黛玉葬花词、重阳斗诗,还有其他白话小说中都包含很多诗歌文本,后来中断了,现在又有莫言等不少小说家开始尝试写诗。跨界的典型还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·迪伦,当时有一些争议,但事实上,诗歌诗歌,诗和歌本来就“不分家”,中国古代大部分诗都可歌,比如《诗经》里的《国风》就是民歌,《大雅》《小雅》也是庙堂之辞,有音乐有伴奏,还有汉代的乐府诗、晚唐和宋代的词、元以后的散曲,不也同时是歌吗?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现在社会上流行“诗歌的传承应该从娃娃抓起”的理念,报告所说的“给孩子的诗”系列出版物风行与诗歌教育热是否和其有关?

张清华:肯定有关系。中国古代诗教传统悠久,始于孔子编写的《诗经》作为教材,来教育弟子。诗歌教育属于综合教育,包括语言、认知、知识、审美等专业教育,但最终又是一种人格教育。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相信诗歌会使人变得充满浩然正气,成长为对社会、对国家有益的具正义感、责任感的知识分子。

近几年来,文学教育悄然复兴原因在于,一方面,物质水平的提高让人们对精神生活有了更多向往;另一方面,很多家长、成年人注意到孩子的教育、教养应该从童年开始。而文学的教养需要一些比较直观、适合的材料,诗歌因为琅琅上口、优美、有韵律而被人们所采用,给孩子们写的、编的、讲的诗也纷纷出版。

很多人选择诗歌作为一种教育方式是非常好的现象。新诗在儿童心中“生根发芽”,对孩子心智的成长、审美能力的培养、语言能力的养成、理解力的增加、最终人格教育的滋养是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的,但又肯定是潜滋暗长的,具有深远的影响。

诗歌应在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报告中提到《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》引发了话题讨论,“诗歌地理”这个概念是何时提出的?

张清华:我是国内最早提出“新诗文化地理”概念的人之一。2004年,我在《上海文学》上开辟了名为“当代中国民间诗歌版图”的专栏,在两年里将除大西北之外不同地域的20多个诗歌群落和诗歌年刊的简史、代表作品加以展示及评论。后来将内容做了充实,完成了百万字的《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》(上、下),历经十多年才正式出版。2017年1月,《文艺争鸣》杂志注意到这部书认为很有意义,遂召集“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与地方美学”学术研讨会,以此书为话题进行讨论,并在第9期专设“新诗地理”专辑并刊载八篇学术论文、发言以及综述文章。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“新诗地理”是一个有趣的课题,研究它对于诗歌的发展有何意义?

张清华:在传统观念中,诗歌与文化地理之间关系密切,因为地域和自然环境的不同,生成了不同的文化。例如,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风格迥异,北方粗犷辽阔、荒凉壮美,南方则细腻温婉、优雅柔美;由于西部荒寒的地理属性滋养了一种独特的美学精神,东部与西部的诗歌也呈现出巨大差别。

但是从新诗诞生以来,逐渐形成一种关于时间范畴内价值判断的“进步论”,过分强调时间中的变化,即新的战胜旧的,认为越新、越现代的越好,凡是旧的、传统的就是落后的。这种价值判断固然有它的道理,但如果完全占据了价值坐标,就会忽视了文学本身空间分布的特征,看不见它的丰富多彩和地方性,使得研究出现了盲区。而考虑空间范畴的研究及价值判断,恰好可以弥补前者的各种问题。

事实上,当代中国文学的地理属性正前所未有地展现:现代化大都市北京孕育了各种实验性杰作,打工者众多的广东出现了很多底层写作,江浙一带的诗人风格细腻、修饰柔婉,大凉山的彝族诗人群落的写作风格则原始荒蛮……这些都与当地的文化底色有着密切关系。诗歌在地理上的差异巨大,甚至超过了时间意义上的差异。如果不认真研究,肯定是不客观的。

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:诗人欧阳江河曾说,“张清华提出的诗歌地理概念,其实就是空间、时间、心理、语言、文本、政治,还有新闻组成的一个综合……”您如何看待这番评价?

张清华:欧阳江河先生的理解是一种强调,就是要努力地扩展我所提出的路径、方法、概念和范畴的意义。文化地理并不仅仅是讨论那一点点地方性的问题,它是对于权力架构的一种反思。权力架构属于政治表述,有中间、有边缘,有主导、有从属,它渗透到文学里,导致了文学的主流,但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。中国诗歌的核心在北京、上海或者其他大都市吗?如果这样架构的话,就变成了一种权力。中国诗歌具有无比的丰富性,它应该在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,在祖国的每一块土地上,不能用“中心”来表述,而诗歌地理正是通过去中心化的视角,来展现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。

编辑:李凌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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